本文从政策目标、改革机遇和制度变迁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中国种养结合的历史演变，并特别关注其在缓解面源污染方面的作用。广泛收集了科研文献与古代典籍，最早追溯到西周时期的种养结合历史记载，将中国种养结合的历史轨迹分为四个不同阶段：“自给自足”下的种养自发性循环阶段 (公元前1046年至1948年)；新中国成立后“以粮为纲”下的辅助式循环农业推进阶段 (1949年至1977年)；改革开放后种养业专业化发展导致的链条逐步断裂阶段 (1978年至2011年)；新时代生态文明指引下的种养关系重构阶段 (2012年至今)。阐述了种养结合在中国农村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贡献，对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为更广泛背景下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种养结合是农业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最基本形式，也是自古以来劳动人民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实践所得。在五千多年的农耕文明进程中，通过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结合实现农业系统的循环，始终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理念和目标，也是中国能够以差不多同样的土地养育越来越多人口的关键。然而，在不同的时期，农业的生产方式也在变化，这使得种养结合处于动态的、循环式的演变中。
人类社会起源时期，随着垦荒种植的生产行为出现，就开始了种植业与畜牧业之间物质能量的交换。早在西周时代，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撂荒休闲耕作制，作为利用绿肥的一种主要形式，旨在恢复地力，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战国时期，我国确定了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小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家种五谷、养六畜，从事多种经营。法家人物荀况说：“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汉代时期，人们对施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种养结合的方式主要是种植业为畜牧业提供农副产品作饲料，牧业为种植业提供动力和肥料，如《氾胜之书》中提到“田如无粪，二岁不起稼，则一岁休之”。在此观念引导下，汉代逐步推广圈养猪。北魏时期，人们在种养的实践摸索中逐渐有了更高的改进，其中“踏肥法”就是其中一种，主要是秋收和秋耕后利用牲畜踩踏将碎乱谷草等作物残留物与牛粪收集在一起，成为优质农家肥，这是秸秆还田的一个有效途径。唐宋时期，人们在长期积造肥和施肥的实践中，认为通过合理施肥可以有效改良土壤，促进农作物生长。据《农书粪田之宜篇》记载，要“别土之等差而用粪治之”，根据不同土质施用相应的肥料，达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明清两代，人们对农家肥的应用更为普遍和成熟，《修齐直指》中就有“农虽有法，非粪不茂”“积粪胜于积金”等说法。同时，人们对于积粪肥田的观念和实践更为清晰，其中太湖地区探索出了农牧互养的循环模式，通过以桑叶养羊，以羊粪壅桑，以螺蛳、水草养鱼，以鱼粪肥桑，以桑叶养蚕，以蚕粪养鱼的农牧结合，达到种养结合、循环利用。
在不断地实践中，劳动者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种养结合理念，并发展成许多比较稳定的模式，如太湖地区农桑牧渔模式、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农牧渔模式、北方关中粮草轮作、以草兴牧的结合模式等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种养结合的模式逐渐清晰和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严峻的粮食形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旨在解决肥料短缺问题，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其中值得关注的措施是开展积肥运动，鼓励家家户户从事畜牧养殖，为种植业提供粪肥来源，开启积粪促生产的农牧结合。一是积粪还田，大力推动粮食生产。上世纪50年代我国始终贯彻“农家肥料为主，商品肥料为辅”的方针，在农业八字宪法中把“肥”列为第二位，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农作肥料来源主要靠的是以家畜粪尿为主的厩肥。国家采取了各种相关措施：要求农民“家家养猪，修圈积肥”；供销合作社及时向农民提供豆饼；进行各种肥料有效成分的测定，指导农民“要根据不同土壤和作物的需要来确定施肥的次数和数量”；大力推广绿肥的栽培；提出肥料工作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大部分村都广泛地开展堆草、堆土、堆粪运动，还大量拾粪、烧土、积尿、积干灰、沤土。二是补充养殖饲料缺口。为了尽快补上粮食生产压力大导致的养殖饲料供给缺口，中国在技术方面进一步加强养殖饲料改良，通过推广青贮、氨化等秸秆技术，研发发酵饲料、藻类饲料和水生饲料，利用微生物提高粗饲料利用率等研究，大大提高饲料利用率。三是建设沼气工程，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利用。为了进一步提高畜禽粪污利用率，改善土壤种植条件，中国开始探索实施沼气工程建设。
经过这段时间“以养补种”的辅助式农业循环，1949年至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从1130亿公斤增长到3050亿公斤，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垦草种田，饲料供给力不足，农作物的种植往往与饲养业脱节，常常出现牲畜瘦弱甚至死亡现象，传统养殖业面临效率低下等问题，大大挫伤了农牧民生产养殖的积极性。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启历史性的农村改革，全国范围内快速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随着统派购制度的取消，农牧业逐步向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转型，多元主体市场体系逐步形成。但是，畜牧业经营规模扩大和方式转变随即产生了大量的粪尿等排泄物，处理难度也随之增大。在制度红利和技术进步的催生下，中国开始了向种养分离、高外部投入式的现代农业转变，工业革命带来的较高物质生产力，为农业提供了新的投入要素，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生产方式下的农牧要素封闭循环圈，种养业养分循环的链条逐步断裂。主要表现在几方面：第一，专业化导致种养业在生产环节的分离。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迸发式的市场发展契机，一大批有专长、有经营条件的畜禽饲养专业户涌现。与此同时，新世纪以后，国家支农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农业产业化政策和支持大型养殖企业发展的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进入畜牧业领域，进而使养殖与种植分离成两个主体，专业化养殖与小农户逐渐分割，也切断了养殖与种植间的传统连结。第二，化肥大量投入加剧了养分的双重流失。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大规模种植趋势加大了对肥料的摄入需求。据统计，1978年，中国的化肥施用量为884万吨（折纯量），到2015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为6022.6万吨，增长了6.8倍。农家肥逐渐被排斥在肥料之外，加剧了种养脱节的趋势。
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目标已经从过去单一的高产转变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综合目标，国家对农牧业发展转型提出新的思路和要求，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种养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法律法规、规范性政策文件及有力的行动举措，对农药化肥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以及农村生活污染防治等方面做出了较全面的规定。同时，农业农村部通过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积极探索种养结合农业产业发展经验模式，推进畜禽养殖业主、种植业主之间的有效对接，实现畜禽养殖粪污就地消纳或异地利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废弃物综合利用。在这一时期，绿色生态健康养殖成为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大力推动“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发展模式，重新构建市场驱动下的新时期种养结合循环机制。2021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76%，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7%。
纵观历史，几千年来我国农业在人均耕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依然能做到农业经久不衰，耕地永续利用，地力不减，产量不断增长。究其原因，中国历来实行农牧结合的经营方式，以农养牧，以牧促农是一项重要的因素。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演进过程中，农牧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传统式融合–市场化分离–绿色化协同的曲折经历，种养结合模式从最初的经验摸索式逐渐转为政策、机制、技术、主体等相辅相成的综合体系，对促进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为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效途径。